一批“高精尖”展品即将亮相中国航展

[34]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6-1787) (1969), p136, 24-25, 转引自《积极自由》，[美]斯蒂芬?布雷耶著，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而且，由于官僚制对上负责的特点，行政机关总是习惯于服从上级所既定的政府议题并向这方面倾斜政府执法资源。社会的就是国家的，是国家的一部分。

当然，也无需因此认为公共参与就没有任何意义。基于我国公务员之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其任务的强烈政治性，对公务员的处分，除非其剥夺公务员的公务员身份，否则只能交给有经验的行政管理者来认定和处理，法律人很难有专业的法律训练来做出裁断。同样，如果没有明确的条文与依据证明官员违反了行政上的职务义务、他们的行为与事故存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么法制化、明确化、正当程序化的行政官僚等级制问责也难以进行，那些慵懒的官僚由此就逃离了问责制的控制。1、政府迅速动员起来全面承担善后责任一是补救。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后续的监督，仅凭问责难以促使下级机关与公务员真正形成勤勉廉政的作风与制度。

行政问责首先意味着被问责官员的行为和事故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们无需承担刑事惩戒。从本次静安大火问责就可以看出，法制化的问责存在着重大缺陷，在问责标准、适用对象、问责事由以及问责程序方面都存在着种种限制。1963年10月，韩国按照《1962年宪法》举行总统选举，朴正熙被选为第三共和国总统。

印度人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如1885年成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及1906年创立的全印穆斯林联盟。自此，台湾踏进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新时代。国家主席一职被废除，政府架构基本上恢复至《1972年宪法》所规定的情况。第二阶段是由国民党领导国家，实行训政，为日后的民主宪政作好准备。

实际上，正是追求独立的抗争活动，成为了向现代印尼的居民注入共同身份认同感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关键历程。正如本文所述各个案所示，亚洲五大主要国家的现代政治史均与西方宪政思想、体制和实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再者，按照宪法，只有天皇拥有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军队实际上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他们完全由天皇任命，只向天皇负责。序言也表明印度尼西亚是主权在民的共和国。1950年8月的宪法背离了《四五宪法》，它采用了议会内阁制，权力由总理所握，总理向一院制的国会问责［17］P181。

宪法中加入了详尽的保护人权的条文。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地区与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均经济发展迅速，这使这些政权可以辩护说它们的政制是符合发展型国家的需要的。虽然当时各政治团体和政界人士都提交了内容各异的宪法草案，最终被政府认定为最适合为日本仿效的还是欧洲某些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尤其是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2］P28。中国大陆在击败国民党军队后，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笔者通过回顾这些国家的宪制发展道路，探讨在西方始创的宪政模式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地区，并讨论是否如同有人主张亚洲具有其独特的人权价值观一样，亚洲也具其特殊的宪政模式或政治体制。宪法于第二章列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第一章乃关于天皇）。

法院还突破了其审裁纠纷的传统角色，例如它不仅任命调查委员去进行调查，还推行社会政策性的项目，并监察其实施。《1948年宪法》先后于1954、1955与1962年修订。

此部宪法的中译本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中外宪法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页173－187。还有一些国家，列宁——斯大林式的宪法被引进后，稳固地保留下来，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体仍然健在（如中国大陆、朝鲜）。事实证明，亚洲具有其独特的宪制模式之说（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其可信性）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没有证据显示亚洲文化与价值观特别难以与宪政主义相容。本文建基于对五个主要亚洲国家：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南北韩（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南部的大韩民国）、印尼和印度的宪制发展道路作为个案的研究。在国民权利与义务方面，新宪法明文规定每人为全体，全体为每人的集体主义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基础（《1972年宪法》第49条）。对社会上处于弱势、受到压迫的群体而言，法院成为了他们权益的守护神。

宪法第1条提及的工人阶级领导，实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因为列宁主义理论视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负责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些观察家指出，后者即位的合法性实质上是基于王朝式的继承，而不是他个人的特点或思想。

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执政的幕府乃由德川家康创立）。在1959年7月，苏加诺下令解散制宪会议，撤销当时仍有效的1950年宪法，并宣布印尼将按照《四五宪法》进行统治［19］P141，这样印尼对西式民主宪政的实验便告中止。

（丙）混合式宪制实践（下称HC，即hybridconstitutionalpractices的缩写），即政制同时包含宪政与威权统治的元素，后者一定程度上对宪政主义构成限制或造成破坏，或与之不相容。事情的背景是，印度的安拉阿巴德邦的高等法院在某桩关于不正当选举行为的诉讼中宣判甘地夫人罪名成立后，她随即于翌日颁布紧急状态令［4］P22。

宪法全文篇幅甚短，仅有37条条文，但在发布时附上了一份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阐释》的文件，当中包含了协助解读宪法的一系列注释性条文［19］P493。苏哈托终在1998年5月被迫下台，印尼宪制史掀开新一页［15］P282－283。［1］P84－85以法律领域为例，日本订立了欧洲式的法典（主要参照法、德两国法典），又设立了欧洲式的法院、律师职业和法学教育［2］第2章。但在200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却废除了此项司法解释，示意法院在审判工作时，不能够直接依赖和引用宪法条文。

四十八个政党参与了1999年大选，这是自1955年以来印尼的第一次自由选举［14］P98－100。因此，建国五原则其实排除了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并确立了对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宽容原则［14］P107。

1972年，朴正煕总统向威权主义统治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在10月17日，他忽然宣布全国戒严。西方宪政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移植到亚洲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殖民化（如印度），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遭遇西方挑战后，为追求现代化而自愿自觉地引进或模仿（如中国、日本）西方宪政模式。

在1967年，朴正熙再次当选连任。在Indra Sawhney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中，印度最高法院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部宪法被命名为《维新宪法》，朴正熙声称要引进一种韩国式民主［27］P157。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此部宪法深受《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49］P57。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12月宣布在中国大陆戒严，并于1949年5月将戒严令延伸至台湾（台湾经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后，在二战结束时从日本光复）。金正日在修订前已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及若干其他公职，而修改后的宪法表明，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在这个坐拥11亿人口的国家，上次的2009年大选有七亿一千四百万合资格选民投票，在超过八十万个票站中选出自己的政府。参见HIＲOSHI ODA，JAPANESE LAW 29，31，页33－35（3rd ed. 2009）。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1954年的版本为基础，并加以修订改善。1987年，此运动升温为大型示威。

苏波莫是这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18］P290－293，他拒绝接受限制国家权力、分权制衡、个人权利高于国家等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学说中的概念。明治天皇（1868～1912）在位期间，日本在经济、科技、社会、文化、政治与法律方面均经历了迅速的现代化与西方化。